我在“高墻”當老師

二監區民警 陳星

陳星（右）和同事核對第三季度“減假暫”材料

在成為一名光榮的監獄人民警察之前，我是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大學畢業后我教了一學年的體育，因為對藏藍制服的向往，2017年考入嘉州監獄，成了高墻內的特殊“園丁”。還記得初次進入監管區，看著周邊郁郁蔥蔥的綠植，寬闊平坦的馬路，只覺得這環境跟大學校園差不多，只不過是另類“學生”的學習場所。但我的師父（“傳幫帶”導師）告訴我，監獄民警像老師，要引導罪犯棄惡從善、改過自新；卻絕不僅僅是老師，“永遠不要模糊罪犯的身份，淡化他們的過去，要始終牢記他們是犯罪后來接受懲罰和改造的。”

入警初期，我因罪犯美化自身犯罪事實感到挫敗過，因戰“疫”長時間的封閉執勤而倦怠過，但在師父和同事們的幫助下，我重新找回了“新鮮人”的狀態，用更積極的心態應對各種挑戰，快速地成長起來。

對罪犯黃某的改造過程，更是讓我重新審視起“監獄民警”這一身份的意義。黃某1994年出生，年齡不大，卻是因詐騙罪“二進宮”了。入獄后，黃某常在飯后嘔吐不止，到監獄醫院檢查時儀器監測異常，服藥半個多月卻沒有明顯好轉。后來經民警調查，黃某曾向同改吹噓，他靠扣喉嚨嘔吐和閉氣騙儀器來“裝病”，以此逃避學習和勞動。詭計被識破后，回到監區的黃某開始耍無賴，好逸惡勞又屢教不改。直到有一天，同監舍罪犯李某發現自己有牙印記號的剃須刀丟失，而懷疑是黃某偷竊；而黃某一貫的糟糕表現，讓他在面對其他罪犯指責時的爭辯顯得并不可信。

師父和我沒有武斷地處理此事。在我調取監控時，師父召開罪犯大會，厲聲告知他們：監舍里所有物品都是同一型號，幾百人里做記號的方式也可能巧合，錯拿的情況并不少見；現在立即檢查個人物品，如有錯拿及時放回，可以不視作違規。最后，我們幫李某找到了遺失的剃須刀，也責令其向黃某道歉。之后的個別談話，黃某痛哭流涕的樣子讓我畢生難忘——民警沒有因為他的“前科”而區別對待，反而讓他感受到公平公正，這也為之后他的成功轉化打開了局面。

如果說，作為體育老師，并不繁重的課業讓我更關注學生的健康和安全；那么作為監獄民警，我深感肩上責任更重：師者，傳道授業解惑——面對罪犯，我們傳的是守法正道，授的是自立技能，解的是改造心結。

七監區民警 何成尉

何成尉當音樂老師時教過的學生

何成尉參加監獄教育改造講師團授課比賽

教育改造科民警 王健全

在監獄教育改造講師團授課比賽中，王健全（左）作為評委點評選手

在畢業“包分配”工作的上世紀80年代，成為一名老師，對就讀師范專業的我而言，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1990年，19歲的我分配到犍為縣一所初中任教，當了4年政治老師。因為那時學生們入學較晚，班上的學生，大多只比我小2、3歲。

我花了很多心思備課，不希望大家覺得政治課就是照本宣科；再加上彼此年齡接近，交流沒有代溝，學生們都愿意聽我講課，第二年我就被評為了“優秀教師”。

王健全進行“三課”教學

我的妻子是嘉州監獄（原五馬坪監獄）民警，為了更好照顧家庭，1994年我申請調到了監獄。之后19年我一直在一線管理罪犯，2013年我調入教育改造科，再次回到了講臺前。

4年的教學經驗和19年的管教經歷，成為我再次出發的最好養分。我負責罪犯的“三課”教育，以思想課為例，司法部有指定的三本教材，但如何結合時事、融入案例，讓罪犯更好更易地學習，就是下功夫的地方了。

罪犯技能培訓

在我看來，無論是文化教學或是普法教育、技能培訓，都是為了幫助罪犯認罪悔罪、積極改造，更好地回歸社會。所以，監獄里每一位民警，都是罪犯新生路上的“老師”，是擺渡、引路的人。我記得電工技能培訓課上，電路板正確連接后，暈黃燈光亮起時罪犯的歡呼；我也記得刑滿釋放人員徐某在監獄大門外等到我們下班，拉著我們匯報創業成果的興奮……看著一張張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臉，我想，讓他們“不能白來，不能再來”，或許就是我們作為高墻“園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