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作家楊旭軍的《逃出縣城》一文,心里五味雜陳。
我和作者算是熟悉,于是給他微信說:“我眼淚水都讀出來了。”繼而又打了一串字:“我準備試著給你這篇文章寫一段讀后感,此時讀得心頭被堵得嚴嚴實實的。”
于是一直琢磨著,寫下如下文字。字雖淺薄,心卻厚重。
楊旭軍的《逃出縣城》以樸素如黃土的語言,勾勒了一場撕裂幾代人的城鄉(xiāng)精神遷徙。父母“被迫”遷居縣城的過程,正是鄉(xiāng)土文明在現(xiàn)代人面前悲愴退場的巨大敘事中的索引。作者以“臍帶”這個撼人心魄的意象,精準貫穿了老一輩靈魂深處無法斷離故土的陣痛與宿命。
文章巧妙構(gòu)建出城鄉(xiāng)二元生存境遇的鮮明錯位。父母初至縣城的“劉姥姥式”驚奇,如對電梯、自動門、公交卡的陌生化描繪,暗喻鄉(xiāng)村傳統(tǒng)生活與現(xiàn)代都市生活邏輯的深刻斷裂。而“谷雨前后,點瓜種豆”這類農(nóng)事節(jié)奏的被迫中斷,則使老人陷入存在性焦慮——“縣城不是咱蹴的地方”。母親對“物理費”的稱謂誤讀,既是語言的隔膜,更是對商品化都市生存邏輯的本能拒斥。城市整齊的鋼筋水泥空間,卻無法為鄉(xiāng)土生命提供扎根的土壤——樓宇的“半空”隔離了“地氣”,物質(zhì)便利消解不掉心里那失序的恐懼。
父母在縣城這一“他者”空間里,始終處于一種精神流亡狀態(tài)。如作者原文所敘——
一輩子沒離開過土地,聞到土都是香的,不種點心里就發(fā)慌。但他們這才發(fā)現(xiàn),縣城連“點瓜種豆”的地兒都沒了。
以及:父母雖然“逃亡未遂”,但已有“犯意”,要是哪天真走了,有個閃失咋辦?姐姐對他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其實,道理都懂,但就是掙不脫老家拴在他們身上的那根臍帶。意識到現(xiàn)在的“不聽話”是給兒女添亂時,父母便不再鬧著回去了。他們嘗試著接受縣城,并努力習慣沒有扎根黃土的日子。
作者更用細膩筆觸描摹老人群體的“同病相憐”,如“老營長”“朱騸匠”這些帶著深刻職業(yè)烙印的稱謂,構(gòu)成一幅濃縮的鄉(xiāng)土移民群像。他們聚于“重邦尚城”樓下,以“諞傳”重溫往昔的榮光或艱辛,在秦腔的老戲文里尋求情感共振。然而,這種抱團終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替代性慰藉。父親對“豆芽兒”行蹤的密切關注,正是“流亡”者間那種刻骨銘心的鄉(xiāng)愁的隱秘傳遞——“這老慫,你還活著咧嗎”的問候里激蕩著重逢的悲喜交集。
父親的離世將文本推向震撼的靈魂歸鄉(xiāng)高潮。
當預感生命將息,父親決然放棄縣城醫(yī)療,“趕緊回老家”成為他唯一精神渴望和生命意義。大雪紛飛中,“幾十年沒見過的最厚的一場雪”以天地素縞為這位老農(nóng)送行。父親臨終前與“老聯(lián)手”們鄭重告別,那盒煙傳遞的不僅是物品,更是鄉(xiāng)土情誼的象征性交接。他最終“跋涉了一生,也抵達那塊向陽的平地”,安眠于祖輩身側(cè),完成了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回歸。
這一“葉落歸根”的文化儀式,以其超越死亡的尊嚴感,回應了文本開頭父母對“死在‘外頭’”成為“孤魂野鬼”的深層恐懼。父親以生命踐行了鄉(xiāng)土倫理的最高信條——“決不能死在外頭”,這是對故土臍帶最終極也最悲壯的確認。
《逃出縣城》以克制而深情的筆觸,為時代變遷中失語的鄉(xiāng)土生命作傳。當父親穿過漫天大雪,跋涉向小莊灣的永恒歸屬,那“越來越瘦”的村莊卻在文本深處呈現(xiàn)出豐饒的意義——它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一座靈魂最后且唯一的圣殿,在生命臍帶斷裂的盡頭,鄉(xiāng)村顯露出它不朽的精神尊嚴。
最后,我用作者的原文作個結(jié)尾——
如果說人這一輩子,有個永遠糾纏不清的地方,這個地方肯定叫故鄉(xiāng)。小的時候嫌它窮,嫌它閉塞落后,長大了總會想盡一切辦法逃出去,還不知天高地厚地發(fā)誓,永不回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及至擁有了外面世界的繁華,卻發(fā)現(xiàn)那兒仍是夢里出現(xiàn)最多的地方,無論多少年!甚至崖畔上那棵龍瓜樹,河灘里一塊丑石,小溪邊那只“白臉媳婦”(鳥,學名黑背白鹡鸰),都是你的牽掛——那片苦焦的黃土地,仍然是靈魂的歸宿。
是的,臍帶盡頭是歸途!(黃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