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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源遠流長。書法發展到晉代，已成為一門成熟的藝術。書法的技藝同書法家的意趣緊密相連，書法帶上了明顯的時代特征。從此，歷史上便出現了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的著名觀點。
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這是清代學者兼書法家梁巘在《評書帖》中所作的書論。他在明董其昌的觀點的基礎上，對這幾個朝代的書法藝術特征進行了高度概括，深受后世推崇。晉、唐、宋、元、明諸朝，受其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在遵循傳統發展的同時，書法藝術于潛移黙化中融入了這一時期的政治、人文等因素，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藝術風格。
“晉尚韻”，即是說在魏、晉、南朝時期的書法藝術講究風度韻致。那時的書法尊崇“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大都表現出一種飄逸脫俗、姿致蕭朗的風貌。
“唐尚法”，即是說唐代書法總體傾向都是重視法度，唐代書家對前人的書法進行了總結，在書法結體和用筆方面實行了規范化和精微化。在崇尚法度的風氣之中，出現了森嚴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體現了唐帝國開拓向上的精神。
本文筆者主要談談歐陽修與蘇舜欽、蘇軾之文學藝術情緣及其對宋“尚意”書風的影響。
宋統一了五代時期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但宋王朝從建立到結束，一直處于外族的威脅之下，對外戰爭屢遭失敗，朝廷派系之爭不斷，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深。宋代的文人雅士受這種形勢的影響，在藝術創作上缺乏唐人的豪情。他們從“兼濟天下”退到了“獨善其身”，注重用藝術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表現在書法藝術上也是如此。在客觀上，當時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代替了抄書，使人們的審美觀念從講求規矩工整轉移到了追求筆墨意趣上，歐陽修、蘇舜欽、蘇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志同道合，在文學藝術，包括書法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并結下了深厚情誼。
一、歐陽修、蘇舜欽、蘇軾都有殷殷報國之志
歐陽修（公元1007年8月－1072年9月），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祖籍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出生于四川綿陽 [1]。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母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聞名天下。”
歐陽修為北宋朝廷及整個文學史做出了突出貢獻。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歐陽修做了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他對有真才實學的后生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后世，堪稱千古伯樂。他一生桃李滿天下，包拯、文彥博、蘇舜欽、韓琦、司馬光、蘇軾等，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
歐陽修對大名鼎鼎的包拯曾進行過彈劾，這“一薦一彈”，尤能說明他待人既彰顯其優長，亦批評其缺失的坦誠作風。
在慶歷新政期間，歐陽修以自己特殊的身份為新政奮不顧身，直言納諫。后因反對派詆毀范、歐等人結黨營私，皇帝疑慮重重，徘徊不定。歐陽修又寫下著名的《朋黨論》，提出“退小人為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最終不抵群邪，再次遭受貶逐。在此次長達十年的貶謫時間里，歐陽修先后輾轉于滁州、揚州、潁州、南京，歐陽修的筆觸開始更多地抒發內心情懷。這期間，他的詩、詞、散文都收獲頗豐。同時始終沒有收起捍衛正義的筆鋒，雖然他的文章沒有力挽狂瀾，不能讓新政派免于蒙冤，但卻制造了強大的輿論氣候，使其剛正不阿，直道行事的人格深入人心。嘉祐二年，歐陽修主持知貢舉，他充分運用其政治地位，打擊險怪奇澀的“太學體”，扭轉了文壇風氣，“文格終以復古”，“場屋之習遂變”。[2]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后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1072年去世，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
比歐陽修小一歲的蘇舜欽，是一個耿介率真、嫉惡如仇的俠客，是一個位卑不忘憂國的豪士。
蘇舜欽(公元1008—1048年)，字子美。祖籍梓州銅山(今四川省中江縣廣福鎮)，曾祖時遷至開封(今屬河南)。曾任縣令、大理評事、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等職。因支持范仲淹的慶歷革新，為守舊派所恨，劾其在進奏院祭神時，用賣廢紙之錢宴請賓客，罷職閑居蘇州。后復起為湖州長史，但未赴任就病故了。
蘇舜欽也是一個重義愛國之士，步入官場就數次上書言事，縱論時政，得到了改革派領袖范仲淹的賞識，薦其才，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將女兒嫁給了他。蘇舜欽在政治上屬于范仲淹為首的革新集團，而且有些主張比范仲淹還激進一些。
他堅持為民請愿、為君分憂、為文布道、為國效力，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參別人不敢參的人，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在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北宋，在文人才子燦似星河的北宋，他樹立了正直敢言、光明磊落、憂國憂民的高大形象，受到了同僚的敬重、后世的景仰。
歐陽修評價他：“君狀貌魁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3]
再看蘇軾。比歐陽修小30歲的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
蘇軾（1037年1月8日，一說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漢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蘇軾少時就立志要學習東漢名臣范滂，而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青年俊杰正在推行新政，為天下事業奮不顧身。于是蘇軾便以歐陽修等人的立身言行作為自己人格的楷模。
宋仁宗嘉佑二年，蘇軾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文章得到考官梅堯臣的賞識，并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醉翁“驚喜以為異人”。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闡明了他以仁治國的思想和賞罰分明的主張，即“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4]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他對社會的批判不僅僅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而是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都進行抨擊。
黃庭堅評價蘇軾“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之氣貫日月。”[5] 北宋中期著名史學家范祖禹評價：“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6]
二、歐陽修、蘇舜欽、蘇軾都是飽學之士、文壇領袖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
歐陽修重視韓愈詩歌的特點，并提出了“詩窮而后工”的詩歌理論。堅持重視生活內容的精神，并以扭轉西昆體脫離現實為指導思想創作詩歌。
歐陽修的散文創作的巨大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一生寫了500余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和抒情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深入淺出，精煉流暢，寫景抒情，寓奇于平，一新文壇面目。
歐陽修繼承了古文的優良傳統。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中曾評論說：“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歐陽修的文學創作可謂眾體皆佳：散文、詩歌、詞、辭賦等都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評價歐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認為歐陽修的文章自成一家，沒有道學家的迂腐之氣。他的辭賦《秋聲賦》行文轉折跌宕，氣象悲壯。成為傳誦千古的名篇。散文名篇《醉翁亭記》行文婉轉，感情真摯。葉夢得《避暑詩話》卷上云：“慶歷后，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
再看蘇舜欽，他是一個終生建言明志的詩人。
蘇舜欽的長輩都是官員，又大多是學富五車的學者。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學業精進、才氣非凡，“一時豪俊多從之游”，他是當時京城青少年豪俊的領袖。
蘇舜欽青年時期，就以文章知名。他不受當時浮艷文風的束縛，致力于古文和詩歌的寫作，在詩文革新方面，對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有過積極影響。《石曼卿詩集敘》評價蘇舜欽文學思想的基本觀點是“原于古，致于用”，強調繼承儒家文藝思想中的現實精神，文學要反映現實。
蘇舜欽早期的文章，多似戰斗文。文筆犀利，議論激烈，往往就當時的政治事件和現實問題直抒胸臆。
蘇舜欽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倡導者，其詩與梅堯臣齊名，著有《蘇學士文集》。作為文學的革新者，他在宋代的書壇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蘇舜欽的文學創作，以進奏院事件為界，分為前后兩期。
在前期，其文學活動與政治活動緊密聯系。許多上皇帝書和上執政大臣書，打破了駢四儷六的束縛，文筆犀利，議論激烈，抨擊弊政，要求改革，具有戰斗性。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評他的詩"筆力豪雋"、"超邁橫絕"。《宋史?蘇舜欽傳》也說他"時發憤懣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蘇舜欽后期寄情山水自然景物的詩作，風格幽獨閑放。
蘇舜欽為革新宋初詩風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宋詩的繼續發展開辟了前進道路。更是宋詩獨特氣質形成前所顯露出的一縷曙光。
三看蘇軾。歐陽修的得意門生不少，但他最賞識、評價最高、寄予重托的是蘇軾。蘇軾一生也一直以得到歐陽修的獎掖和品評為榮，將少年時代被歐陽修洞穿的潛質和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了。繼歐陽修之后，蘇軾建立起了宋詩獨樹一幟的獨特體制，最終成為宋代文學的典型代表。
歐公發現了蘇軾身上具有難得的疑古精神和創新精神。他預言：“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以文章“獨步天下”預言蘇軾的未來。此后，歐陽修便以培植蘇軾成長為己任。
歐陽修也因發掘蘇軾這個“異人”而完成了他領導詩文革新運動的全勝，成就了歐陽修“一代文宗”的文學史地位。
蘇軾幼時就仰慕歐陽修的人格，從小就播下了堅持正義和真理的種子。而作為文壇領袖的歐陽修對蘇軾才華與靈性的激賞，對蘇軾更是一種莫大的鼓勵。于是蘇軾的聰明才智和創新思維均揮灑自如，在繼承歐陽修成為詩文革新領導者之后，在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美學、哲學等方面都發揮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蘇詞的歷史性貢獻超過了蘇文和蘇詩。他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不朽詩篇。他既能豪邁的高歌“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又能柔腸百轉的低吟“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既無事不可寫，又無意不可入。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7] 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
三、歐陽修與蘇舜欽、蘇軾之文學藝術情緣
歐陽修在做人上有過于剛直的一面，對同僚比較刻薄。但是，對有真才實學的后生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大度，極盡贊美，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后世，堪稱千古伯樂。其中，蘇舜欽、蘇軾就是有力的例證。
歐陽修比蘇舜欽大一歲，是親密的同道。歐陽修比蘇軾大30歲，起初是師生關系，后來發展成了親密朋友。下面談談他們之間的文學藝術情緣。
歐陽修為人耿介率直。宋仁宗對他的才華非常欣賞。[8] 他不僅文章錦繡，而且還是一位書法家。
歐陽修善寫楷書。蘇東坡評價：“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后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這段話不但指出歐陽修的書法面貌，也同時贊譽了他的儀表風范，真所謂“書如其人”。醉翁猶喜論古今書，書論有《論南北朝書》、《論仙篆》、《六一題跋》、《集古錄跋尾》等。
歐陽修首先提倡書法不能專仿古人，貴在自成一家，他在《筆說》中提出:“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仿他人，謂之奴書。”
歐陽修的書法成就不在于創作實踐方面，而主要體現在理論建樹上，他的書學觀點散見在眾多文集中。其中，《集古錄》比較集中地記述了他對書法諸多問題的分析和總結。《集古錄》共10卷，今尚可見跋尾400余篇，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著錄書籍中最早的一部。
歐陽修面對宋初當時書壇的衰弱和怯懦，表現出文壇領袖應有的責任。他在《集古錄》中說道:“圣宋興百余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又云:“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可以看出，歐陽修的悲慨之聲，伴隨著他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文壇權威的確立，具有宋代書法振興的強大號召力。他針對唐人書法普遍嚴謹有序的特點，強調書法的抒情功能，提出了“或妍或丑”的審美判斷，認為“意態無窮”應放在書法審美的最重要位置，并大力提倡“學書為樂”、“學書消日”、學書要“不害性情”的個性化觀點，打破了晉唐以來書法中和平正、重視形式統一和諧的“盡善盡美”的審美思想，使書法進一步擺脫和淡化了儒家宣揚的濟世功能。
蘇舜欽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和文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書法家。他和其兄蘇舜元（字才翁）的書法非常著名。《宋史·蘇舜欽傳》云：“（舜欽）善草書，每酒酣落筆，爭為人所傳。”他的書法當時就為人們所喜愛。宋代書法理論家朱長文在其《續書斷》中，對從唐中期到北宋中期的書法家作了品評，蘇舜欽的書法被評為妙品，宋代僅有幾個人的書法被評為妙品。
我們現在見到的懷素《自敘帖》的墨跡本，在流傳過程中有損壞，缺失了第一頁前六行。蘇舜欽收藏后補寫上了，極似懷素原作。
蘇舜欽擅寫草書，被稱為草圣。明王世貞在《弇州山人題跋》言:“山谷與公先后具服膺素師。”“公”即為蘇舜欽。就是說懷素的教導銘記在心，衷心信奉。可見，蘇舜欽的草書，多得法于懷素。
觀蘇舜欽補懷素《自敘帖》前六行，可見其連綿動感的線條，如月晃淮水，光影浮動，令人目不暇接。用筆圓勁沉著，矜奇秀雋又揮放自如“如古之任俠，氣直無前。”也可想而知，他作書時筆隨心動，暢快淋漓。
蘇舜欽的書法很注重用筆，他曾總結用筆之法為“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寬、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此法合理地協調了紙、筆和腕的關系，在宋代是比較先進的用筆法，至今對寫好草書仍有啟示作用。難怪歐陽修在《蘇子美、蔡君謨書》發出感嘆：“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還說自己就是一直學到老，也還是趕不上好友的水平。劉克莊在《后村題跋》云：“二蘇草圣，獨步當朝。”
歐陽修和蘇舜欽二人一生輾轉各地做官，相遇的機會并不多，偶爾一次聚會常常令歐陽修欣喜異常。蘇舜欽在《和韓三竭歐陽九之作》詩中寫道“城南訪永叔（歐陽修），共可豁蒙蔽。永叔聞我來，解榻顏色喜。殷勤排清樽，甘酸饤果餌。圖書堆滿床，措論極根柢。伊余昏迷中，忽若出夢寐。”可見，他倆情誼之深。
歐陽修不但對蘇舜欽的書法創作給予極高的評價，而且對他的書學思想也非常推崇。
他經常與蘇舜欽就筆法，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展開討論，涉及的范圍很廣，比如，論學書為樂、論筆法等方面。
由于蘇舜欽沒有留下系統的書論著作，論書的言論大都借歐陽修的著作保留下來。例如，歐陽修在《試筆〈計三十條〉》中有以下記載：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于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學書于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由是觀之，歐陽修曾經從蘇舜欽“用筆之說”中得到啟發，仔細揣摩并付諸實踐后“斜正之間便分工拙”。
歐陽修的“學書為樂”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但考察起源，歐陽修的論述是以復述蘇舜欽的觀點引申而來的。
歐陽修、蘇舜欽二人在天圣七年(1029年)相識于京師之后，他們就相互景仰，友誼終其一生。[8]
可惜蘇舜欽在政治上屢招保守派的排擠和打擊，于慶歷八年郁郁而終，年僅41歲。蘇舜欽去世以后，歐陽修因此感嘆無人可與討論筆法。誠然，當時書壇能達到蘇舜欽書法理論及實踐高度的書家確實不多，難怪歐陽修如此惋惜。
歐陽修在《湖州長史蘇君墓志銘》中云：“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于六經。時發其憤悶于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雖其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
知己的英年早逝，歐陽修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
他在《與章伯鎮書》(五)中寫道：“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既病，不然困于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耳。”
鮮為人知的是，滕子京請范仲淹寫了《岳陽樓記》，還想請他一并代勞書寫“記文”。而范仲淹卻請文壇大哥歐陽修書寫。但歐陽修首先想到了還在落難的朋友，便雪中送炭，向范仲淹推薦了蘇舜欽。于是，范仲淹立即就給蘇舜欽寫信請求幫忙。蘇舜欽毫不客氣地答應了。滕子京收到舜欽的手跡，逢人便述蘇子美書法果然不同凡響。
蘇舜欽的書名在當時的北宋書壇已經是聲震朝野，在其去世后仍然被后世奉為圭臬，把他稱為“草圣”。
歐陽修之后，蘇軾、黃庭堅等人也沿襲歐陽修的評價，并進一步助推，在中國書法史上成就了蘇舜欽光輝燦爛的形象，從而影響著后世書壇。[9]
再看看歐陽修與蘇軾的文學藝術情緣吧。
世間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人的發展離不開內外因素。文人間的熏陶影響和師承關系，是培養文學藝術家的重要外因。歐陽修是蘇軾由衷欽敬的文學前輩，蘇軾是歐陽修熱心揄揚的及門高足。這兩位文苑巨星既是親密的師生，又是相互傾服的文學摯友。蘇軾由衷的贊美恩師：“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雖然一個人不可能對另一個人的命運產生決定性作用，但沒有歐陽修的獎掖和提拔，蘇軾一路笑傲文壇的道路或許就不那么平坦。[10]
《宋史·蘇軾傳》記載，蘇軾幼年就“奮厲有當世志”。對推行新政的“人杰”欲知其人而明其事，顯示出關注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高度熱情。蘇軾在《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中說：“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可見，蘇軾在與歐陽修正式成為師生關系之前，就已經自認歐陽修為師。其仰慕已達到“晝誦其文，夜夢見之”的程度。
嘉祐二年，歐陽修出任知貢舉，擔任這一年禮部省試的主考官。策論一場，歐陽修出題《刑賞忠厚之至論》，點檢試卷官梅堯臣批閱試卷時，發現其中一篇特別精彩，頗具“孟軻之風”，隨即呈給歐陽修閱。歐陽修讀后，眼睛一亮，覺得無論文采和觀點，都堪當壓卷之作，可以毫無爭議地列為第一。但歐陽修的“入室弟子”曾鞏也參加了這場會試，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誰寫的，不得而知，歐陽修猜想這篇文章是曾鞏所寫，擔心把自己的弟子列為第一會遭人閑話，便與梅堯臣商量將此文考生列為第二。復試時，歐陽修又見到一篇《春秋對義》，贊嘆之余，便毫不猶豫地將此考生列為復試第一名，確定為會元。發榜時，歐陽修才知道，初試、復試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兩篇文章，均為蘇軾之作，讓他驚嘆不已。后來，他在給梅堯臣的信中盛贊蘇軾的文才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發，年過五十的歐陽修竟然興奮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為蘇軾出人頭地開山避路，愛才之情，溢于言表。
蘇軾少年時就景慕歐陽修，從慶歷三年到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夙愿實現，成為歐陽修的門生，直到熙寧五年歐陽修去世，相識相交二十八年，其中，“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11] 歐蘇二人從共同的政治熱情，到互通的詩文精神結緣，從“此我輩人”的惺惺相惜到詩文革新領袖冠冕的正式交接，從最初的“想當然爾”、“意其如此”，到后來詩文唱和、美學探討，他倆不斷地發現彼此心靈性格風節的契合，進而從普通的師生關系成為了真摯的朋友。之后，蘇軾在歐陽修第三子歐陽棐那里得到歐陽修詩文作品760多篇，整理成文集并親自作序。
歐陽修的《月石硯屏歌》也證明了歐陽修與蘇舜欽、蘇軾的文學藝術情緣。
慶歷八年(1048)，友人贈歐公一石制屏風："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歐公以為這是"古所未有"之"奇物"，又請畫工在石上加工刻畫怪松圖案，"其樹橫生，一枝外出"。他寫了《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并作《序》記述此石屏之"奇"[12]。當年蘇子美、梅圣俞都有詩唱和[13]。歐公詩文雅趣盎然，充滿哲理。歐陽修還讓蘇軾、蘇轍以此為題各作一首詠物詩。1072年，蘇軾極其用心地將《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寫得氣勢恢弘，想像奇特: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
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
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蒙。
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
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
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霏淪石中。
古來畫師非俗土，摹寫物像略與詩人同。
愿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14]
歐陽修的石屏乃紫石上的天然紋理猶如一幅水墨畫。歐公視之如枝葉老勁而橫生的月下怪松。蘇軾則將之比作孤煙落日，崖崩澗絕的山景，并把它和家鄉峨嵋山西雪嶺確實存在的孤松串連起來，遂使石屏越發超凡脫俗。石屏來自虢州，蘇軾突發奇想，說唐代擅長畫松的高手有畢宏和韋偃，這兩位畫家死后葬于虢山下，其"骨可朽爛"而畫未已，故其"心難窮"，靈感觸發了"神機妙思"，遂在石屏上展現出煙云霏微、雪嶺怪松的奇妙景像，將石屏圖景設計為畢、韋二人精魂所化，純屬詩人的馳騁想像，借事生波，然又不覺突兀，入情合理。畫家與詩人在藝術上是相通的。這首詩充滿浪漫主義情調，詩人為自由抒發思想感情而改變慣用寫法，突破格律拘束，正如清人汪師韓所："長句磊砢，筆力具有虬松屈盤之勢，詩自一言至九言，皆源于'三百篇'，此詩'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從古詩人所無也[15]." 蘇軾以七言為主,間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的超長句式和參差不齊的雜言體制，為宋代"以文為詩"做示范，也為詩文革新作了新的嘗試。這是歐公生前對蘇軾詩才的最后一次"測試"，蘇軾交出了足以令歐公欣慰的答卷。這詩情畫意讓兩代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蘇軾崇尚自然，倡導文學直抒人的自然情感，把人從絕對道德律令的禁錮中解脫出來，從而為文學真實地表現生命個體的主觀精神世界開辟了道路。
歐陽修與蘇軾是北宋文壇上耀眼的雙星。在詩文革新運動中，歐陽修是英勇無畏的旗手，蘇軾是名副其實的闖將。他倆在詩學思想和實踐上的前后繼承，完成了宋代詩歌流變史上的完美接力。同時，他倆不僅在思想、文化、文學等方面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而且其意氣風度和人格精神也有頗多神似之處。他倆分別團結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同道，攜手鑄造了北宋文學的輝煌。
四、歐陽修與蘇舜欽蘇軾之文學藝術情緣對宋“尚意”書風的影響
歐陽修認為，文章的使命是承載內心對現實的思考，孟、韓之文之所以讀起來酣暢淋漓、讓人欣喜，不單是他們的語言風格、辭藻等形式因素決定的，還因為他們在專注地用語言宣泄內心的情感和見地。歐陽修還主張自抒胸臆，反對刻意標新立異。他在《與姚編禮》的信中說：“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誠”是為文的前提，只有心誠，才能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才能把最真實的心聲訴諸文字。他還認為“唯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氣質內涵，就相當于文章的根，具有個性的思想內在會自然地表現在文章中。
歐陽修學韓“以文為詩”，曾經有巔峰代表作《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一首，詩風堪比李太白的汪洋恣肆之古風，將以文為詩的率意而為發揮得淋漓盡致。
歐詩大多是率性而發，見真性情，真面孔，真實的場景，真實的故事。這正是針對西昆的只見典故、不見真情的弊端而有意為之。
宋初由于戰亂的浩劫，文人書法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淳化閣帖》的問世，對書法的復興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趨時貴書”的出現，有礙宋代書法的發展。民間書家學書的師承也因在五代到宋初的戰亂中遭到了嚴重的阻斷。唐“以書取仕”的“尚法”書風也因宋代“謄錄制”的實行逐以消失。歐陽修在《郭忠恕小子說文字源》中言：“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稱盛，獨于字書忽廢，幾乎中倫。”又《唐安公美政頌》中言：“余常與蔡君謨談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今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可見，宋初書法的頹廢與衰落。
窮則思變，宋代也是一個富有變革精神的時代。有卓識的文人們開始思索書法忽廢的原因，開始探索新的書法道路。以歐陽修為主的政治和文學革新運動由此開始，書法作為文學的一部份也不例外。從此宋代書法開始出現轉機，一些主張革新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開始追求新的道路，他們書學思想的創新直接推動了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與歐陽修同時代相交好的蘇舜欽，以及歐陽修的得意門生蘇軾，他們都是文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文人書法領域的領軍者。
歐陽修常言“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于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在“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余，于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于樂處常不足耶。”由此可看出歐陽修也強調學書乃是一樂事，不計好惡，隨心所欲，抒發性情，這些都與蘇舜欽的書學思想如出一轍，可以說歐陽修的《學書靜中至樂說》源于蘇舜欽的書學思想。另外歐陽修在《試論用筆之法》中云：“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歐陽修從蘇舜欽的用筆之法中得到啟示，深刻領會到蘇言的妙處，并付諸于實踐，晚年得一感觸：“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得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余。”從蘇舜欽、歐陽修的這些書學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宋代書學思想變革的信息，他們開始脫離“唐尚法”的桎梏枷鎖，把書法作為“遣日”之樂，不計工拙，任性自由的抒發內心感受，不勞他人好惡，開始把書法作為一種文人墨戲，相互雅玩。他們的這些書學思想對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起了至關重要的啟蒙作用，為“尚意”書風高潮的到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歐陽修和蘇舜欽的書法成就雖然歷來被其詩文和政治的影響所淹沒。但是，他倆的書法極大地推動了宋代書法的發展，尤其是對宋“尚意”書風的興起影響巨大。他倆的技法影響著宋代書家的取法傾向；其書學思想也改變著宋代書風的審美傾向。歐陽修是宋代詩文改革創新的關鍵人物，他編撰的《集古錄》推動了宋代書法的發展。他是蘇舜欽的至交好友，兩人的交往在各自的詩中均有記載。歐陽修又是宋代的文豪大家，其影響范圍很廣，他不僅廣泛的傳播了蘇舜欽“學書為人生一樂事”的書學思想，還進一步促進了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
在歐陽修、蘇舜欽之后，蘇軾等文豪在實踐和理論上對“尚意”書風進行了完善和發揚。
蘇軾的成長、成才、成名與歐陽修有著密切的關系。蘇軾在嘉祐二年知貢舉中，出眾的才華和超越時代的文藝思想被擔任主考官的歐陽修發現，從此歐公不遺余力的盛贊和推舉，于是蘇軾一生精彩煥發。從嘉祐二年到熙寧五年，蘇軾與歐陽修從見面到訣別，有十六年的時間，這段時間里，蘇軾與歐陽修每一次的談話、詩文互動都展示著兩位文壇盟主在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文學造詣、性情個性等方面的超凡氣度。他們在心靈上的相通、才華上的互賞、思想上的共鳴、情趣上的一致，人格上的相敬等等，在彼此的交誼溝通中逐漸深化，互相視為知己。同時他們的情誼不僅建立在多年的師友情上，更建立在共同熱愛的文學事業之上，建立在對天下蒼生的關懷之上，建立在高尚的士大夫情操之上。
蘇軾是個通才，不但在詞、詩、散文等文學上眾體兼備，在藝術及學術領域，他還通曉書法、繪畫、文藝美學、哲學等，并都獨創一派。蘇軾的天才造詣豐富多彩，蘇軾研究專家、教授、曾憲梓教育基金獲得者楊勝寬概括蘇軾作為一個通才的成功秘訣：“‘雜’而有體，‘雜’而能通”，在兼有古今的基礎上集約之、超越之，博采眾長，觸類旁通，實現整個藝術王國里的自由翱翔。蘇軾的成功，恰恰在于“雜”而能通，“通”而能變，“變”而無所不臻其極。[16]
在書法方面，蘇軾擅長行書、楷書。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創新意。自云:“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后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爛漫，觀其書法即可想象其為人。黃庭堅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軾)為第一。”
蘇軾行書的代表作有《黃州寒食詩帖》。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他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痛快淋漓，氣勢奔放，一氣呵成。他將詩句心境情感的變化，寓于點畫線條的變化中，或正鋒，或側鋒，轉換多變，順手斷聯，渾然天成。結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輕有重，有寬有窄，參差錯落，恣肆奇崛，變化萬千。后來書家將《寒食帖》稱為“天下第三行書。”
在宋朝書法史上，蘇軾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在繪畫上，蘇軾喜作墨竹、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并且將其書法長處用到繪畫中，他是“士人畫”說的首倡人，文人書畫從此成為自覺。
總之，歐陽修、蘇舜欽、蘇軾在詩、詞、散文和書畫等文學藝術方面，追求內心感受和豐富聯想，注重作者的主觀情感，追求創作心態的自由。崇尚意境、意趣，表現作者與眾不同的個性雅趣。
蘇舜欽的書法及其“學書為人生一樂事”、“以心為本”的抒發性情的書學思想，都顯現出宋“尚意”書風的征兆。歐陽修、“宋四家”等書家都繼承或借鑒了他的書學思想，可以說，蘇舜欽是宋“尚意”書風的啟蒙者，為“尚意”書風高潮的到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蘇軾作為歐陽修的門生，不僅政治抱負趨向于歐陽修，其書學觀點更是一脈相承，他吸收了歐陽修、蘇舜欽的書學思想，從“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作字有至樂處”、“于靜中自是一樂事”等詩句中，可知他也認為好書為性情所發、作字是一樂事。這些思想延續了歐陽修、蘇舜欽的書學思想。蘇軾作為多才的藝壇盟主，他更全面、廣泛的將“尚意”書風推向了高潮。
在歐陽修、蘇舜欽、蘇軾書學思想和書法實踐的影響下，宋代的其他書法大家都學而實習之，并發揚光大。例如，黃庭堅說：“老夫之書，本無法也，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米芾說：“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說：“書法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經所傳者爾，其于古人極地不復到也。”這些充分表明了宋代書家們不泥古法，提倡適意的藝術主張。這種主張在他們的代表作品中，如蘇軾的《黃州寒食詩》、黃庭堅的《諸上座帖》、米芾的《虹縣詩帖》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可以說，在歐陽修、蘇舜欽、蘇軾之后，黃庭堅、米芾等繼承了“一歐二蘇”的書法風格，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了完善和發揚，進而使“尚意”書風在宋代得以形成。
注釋：
[2] 韓琦 《太子太師歐陽公墓志銘》）、《宋史·歐陽修傳》
[3]《歐陽文忠公集》
[6]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7] 袁行霈，莫礪鋒，黃天驥．中國文學史（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08月01日第2版 第五編第四章
[8] 晏默存 《千古伯樂歐陽修 提攜曾鞏，發現蘇軾》2017年09月08日11:05 《天津日報》
[9]、[10] 楊軍 《蘇子歸黃泉 筆法遂中絕”——論歐陽修的推介對蘇舜欽在北宋書壇地位確立的意義》 ２００５年８月第２６卷第４期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
[12] 歐陽修《紫石屏歌》,全集卷四,第63頁;《月石硯屏歌序》,全集卷六五,第951頁.
[13] 參見《蘇舜欽集》卷五《永叔石月屏圖》;《宛陵先生集》卷三三《詠歐陽永叔石硯屏》二首.
[14]《蘇軾詩集》卷六,第277頁
[15] 汪師韓《蘇詩選評》卷一,轉引自《蘇軾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下編第1817頁.）
[16] 楊勝寬《通變與通才——從“水”意象看蘇軾的文學品格》《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9月第20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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