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面臨的困難和解決路徑

摘要：黨的十九大把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寫入黨章，是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舉措和實踐創新。深化運用“四種形態”有助于監督執紀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本文主要闡述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在實踐運用中面臨的困難，分析存在的問題，尋找解決的路徑。

關鍵詞：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困難、路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防微杜漸、持之以恒正風肅紀。201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84.9萬人次。其中，充分運用第一種形態處理124.6萬人次，占67.4%；妥善運用第二種形態處理人數、準確運用第三種形態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人次，較2018年有所下降；果斷運用第四種形態處理6.8萬人次，占3.7%。無論是“四種形態”處置總量，還是第四種形態的處置量，都遠遠超過監察體制改革前的數量，監督執紀真正做到了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和規范監督。由此可見，“四種形態”在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在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過程中還面臨很多困難。

一、實踐運用“四種形態”面臨的困難

（一）理解認識存在偏差。有的黨員干部認為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僅是紀檢監察機關的工作職責范疇，僅是監督執紀問責工作要求的理論提升，和其他部門并無關聯。只要自己“置身事外”，能避則避，完全不用考慮“紅臉出汗”。譬如，不少黨員干部對第一種形態的內涵和實質認識不夠，直接將談話函詢理解與之等同。有的黨員干部則認為在中央高壓反腐的態勢下，為降低自身被問責的風險，將主動作為理念拋之腦后，反將“多做多錯、少做避錯”作為準則，降低對工作的要求，甚至選擇不作為，出現過得去即可、處置草率、消極應付等諸多問題。還有一些群眾甚至不少黨員干部認為，只要紀檢監察機關談話與之伴隨的就是嚴重的問題，一方面對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工作造成壓力，另一方面對談話對象配合工作也造成很大壓力。這些都與實踐運用“四種形態”的職責范疇相悖。

（二）體制機制不夠健全。一是制度規定不配套。因無完整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基層運用“四種形態”無統一尺度，且對一些問題執行過程中存在較大差異，或造成對相似案件處理結果的不一致，不同地區落實“四種形態”有不同標準，如2017年西安市出臺的辦法確定了適用第一種形態10類情況，江蘇鎮江運用第一種形態則規定了9類情況，且列舉的情況幾近不同。二是銜接協作機制不健全。相關工作措施、處理建議、處分決定、組織處理在執行上存在脫節現象，削弱了運用“四種形態”的綜合效果。三是存在將小問題養成大問題再去處置的意識，存在只想查辦大案要案的思想。四是將絕大多數案件都集中在處理廉潔紀律行為上，而對違反其他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群眾紀律和生活紀律的處分較少。此外，在現行雙重領導體制下，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監督對象，使得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督責任面臨壓力和干擾，導致在履行職責時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窘境，監督力度被削弱。

（三）“兩個責任”落實有差距。有的單位責任意識偏差，黨組織在發揮主體責任中的作用式微，表現為上面熱火朝天，下面紋絲不動，抑或黨政主要領導讓紀委大包大攬，涉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問題也要求紀委組織參與處理，認識上存在誤區。實踐中，有的黨委和紀委對全面從嚴治黨認識不到位，落實“兩個責任”僅停留在簽訂責任書、會議傳達和文件印發上，一些具體工作和責任僅在嘴上“空跑”、在紙上“旅行”，壓力傳導遞減，缺少具體抓手；還表現在部分紀檢干部存在“好人主義”思想傾向，尤其在監督執紀過程中缺少斗爭精神，顧慮較多，不敢、不想、不愿監督。

（四）干部能力素質還不足。在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推進的新時代背景下，監督執紀工作對紀檢監察干部實踐運用“四種形態”的精度、力度要求更嚴、更高，這也對及時發現問題線索、處置問題、執紀審查能力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紀檢監察干部的能力素質還不能完全適應新的工作要求。表現在：違紀違法案件涉及金融、證券等專業領域，涉案人員手段越發隱秘，呈現出高智能化、高科技化的特點；而有的紀檢監察干部長期在同一部門、同一崗位工作，辦案手段傳統，知識結構單一，不能主動學習，無法融會貫通，在踐行“四種形態”過程中一知半解，未能有效執紀；基層紀委尤其是鄉鎮紀委還存在聚焦主業不夠、人員不足、辦案能力滯后、黨紀條規運用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問題，踐行“四種形態”工作不夠深入、細致。

二、面臨困難的解決路徑

（一）進一步提升思想認識和覺悟。要在監督執紀實踐中把握運用好“四種形態”，首先要解決好思想認識的問題。應采取專題宣講、業務培訓、知識競賽等多種措施，強化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宣傳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充分理解“四種形態”的深刻內涵及對黨員干部的各項要求，明白“四種形態”就是監督執紀的四種手段。改變“四種形態”就是“紀委千里走單騎”“反腐就是紀委監委的事”等錯誤認識，讓廣大黨員將“四種形態”作為審視自身言行的鏡子，時時刻刻警醒自己。同時，要改變部分紀檢監察干部仍熱衷于貪污受賄等違法案件線索，把黨員干部一般違紀問題當做小節、小毛病，只重視大案要案，一味追求涉案錢款數額，而忽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問題審查等慣性思維和慣性方式。

（二）不斷建立健全各項體制機制。一是嚴格、精準落實“四種形態”標準和處理情況，并整理成冊。結合各地實際，對同種案件進行分析，整合各個案件的處理數據，擬化出同一類種案件的最優處理方案，最終形成一套比較合理健全的處理方案。二是健全配套機制，綜合工作措施、處理建議、處分決定和執行情況，循序漸進，健全銜接協作機制，避免工作過程中的脫節現象。三是制定嚴格的考核機制，打破完全數據式的考核機制形式，注重抓早、抓小、抓細，比如對于形態化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批評的次數上而應在于廣度上；對發現的問題不應“束之高閣”，而應“卷帙不過夜”；對案件處理上也應面面俱到；基層紀委應提高監督力度，執紀時排除一切干擾。

（三）嚴格依規依紀落實“兩個責任”。知責明責，才能履職盡責。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既是黨委主體責任的具體化，也是紀委監督責任的新要求，統一于黨委和紀委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之中。一是在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黨委負有主體責任，不能當“甩手掌柜”。二是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紀委負有監督責任，更需“洞若觀火”。三是明確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要在有責必問、失責必究上下功夫。要建立相關問責機制，實行倒查方式，出現問題，不僅問責相關當事人和單位責任，同樣問責黨委和紀委的責任，倒逼落實相關責任，走出認識誤區，接受自愿監督。黨委和紀委要共同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實現“一把手”抓，抓“一把手”，促進“兩個責任”嚴起來、落下去、細到位，從而推動全面從嚴治黨。

（四）進一步提升能力素質。一是不斷提高紀檢監察干部業務能力，通過自主學習、集中學習和培訓交流等方式提高業務水平，通過了解及參與不同專業領域的違紀違法案件處理過程，提升各方面能力素質。二是打破單一化、結構化和傳統化的辦案模式，充分利用新媒體資源和“互聯網+”思維，跳出傳統固有的思維模式，使其辦案過程呈現出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高效能化的特點，建立統一網絡平臺，實現時間與空間串聯，將案件中“碎片”一一整合，進而很好地利用“四種形態”這面“明鏡”照亮執紀中的道路，實現良好的執紀效果。三是加大對基層紀委特別是鄉鎮紀委工作的支持力度，派出優秀監督執紀工作人員對其培訓，并利用前面建立的考核機制嚴格考核，督促踐行“四種形態”工作落到實處。

三、 結束語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沒有休止符。紀檢監察干部作為管黨治黨的重要力量，要切實轉變工作方式和方法，把“四種形態”融入到監督執紀的全過程，把規矩和紀律立起來、挺起來，不斷提升監督執紀質效。 

參考文獻：

[1] 任建明 吳國斌 楊夢婕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內涵實質、關鍵要素及運用指南》《黨建新論》2016年6月

[2] 董雨茉《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管黨治黨研究》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6月

[3] 于桂榮 范芙蓉《把握運用“四種形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思想理論研究》2016年31期

[4] 羅星《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研究述評及若干前沿問題探討》《廉政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宜賓市敘州區泥溪鎮黨委委員、紀委書記  龔益樑 ；泥溪鎮黨建辦 鄧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