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情”我服務之（十四）：公安機關在后疫情期間如何服務 民營企業法律服務意見

四川公安戰疫法律服務志愿者突擊隊成員介紹：

陳洪兵：男，中共黨員，40歲，現任德陽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法制科副科長。2002年畢業于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2005年取得四川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畢業證書。獲得一次三等功，多次嘉獎。2018年開始從事公安法制工作，勤學習，肯鉆研。

公安機關在后疫情期間如何服務

民營企業法律服務意見

【提問】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關于印發《關于政法機關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間復工復產的意見》的通知發布后，基層民警詢問公安機關在后疫情期間

如何服務民營企業有關問題，公安機關的著力點在哪里？

【疑難問題】

1、后疫情期間民營企業的法治保障是指什么？

2、后疫情期間公安執法的著力點在哪里？

2、公安機關在后疫情期間如何服務企業？

【突擊隊研究意見】

疫情爆發以來，企業及其職工都經歷了一場特殊考驗，公安機關在統籌服務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著力點在于：“保平安”、 “調糾紛”、“維秩序”、“查違法”、“懲犯罪”。 重點瞄準后疫情期間對企業復工和社會有影響的網絡詐騙、網絡謠言、尋釁滋事、破壞經濟秩序類和破壞社會公共秩序類以及食品安全、假冒偉劣商品等案件中的違法犯罪行為。依法打擊妨害企業恢復生產經營秩序的違法犯罪，特別是接到企業復工復產違法犯罪的警情以后，公安機關要快速出警，依法快速處理，為企業提供快捷高效的安全法治保障服務，為企業復工復產和正常經營消除違法犯罪的干擾，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法治環境。

后疫情期間民營企業的法治保障需求，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兩張圖片就可以把握。

【法理分析】

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公安機關除了作為人民政府組成部分的行政執法機關外，還依法享有限制人生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處罰權，享有刑事偵查權、刑事強制措施決定和部分刑罰執行權。

1、民營企業法治保障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基本依據。憲法除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的性質、任務外，憲法還對國家的經濟組織形式進行了規定，明確了民營企業（非公經濟）的法律地位。雖然憲法不是公安執法直接引用的法律依據，但是憲法理念卻貫穿于執法的全過程。正如《中國公安廉政宣言》“憲法在上，警察的一思一念，決不觸犯法律的尊嚴”。

2、人民警察法確立了公安機關民營企業法治保障職責

3、行政法律為公安機關民營企業法治保障提供可能

民營企業在設立、經營、發展各個環節，與公安機關行政執法關聯。公安機關執行的行政法律與民營企業法治保障的主要法律包括，《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治安管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居民身份證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以及國務院多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法規及規章。在行政許可、行政審批、行政審核備案中，公安機關可以大有作為，在法律框架內為民營企業創造快捷、高效的法治保障本身也是法治政府“放管服”改革要求，同時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4、公安刑事執法融入民營企業法治保障

公安機關主要承擔與民營企業相關的罪案偵查，同時也承當危害民營企業合法利益及企業法人和員工權益罪案偵查。公安機關要參照《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關于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營造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支持企業家創新創業的通知》等相關司法性質文件和最高檢明確提出的“對涉嫌犯罪的民營企業負責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司法觀點，妥善處理相關罪案。

【執法建議】經濟犯罪案件與其他刑事犯罪案件有著較大差別，由于民營企業經營行為往往與民事、行政、經濟、刑事交織，在對《刑法》的理解和罪案偵查中，需要查明相關事實和準確把握界限。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準確認定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性質，準確掌握經濟犯罪認定標準。在偵辦該類罪案時不要把民營企業經營者個人行為與民營企業進行捆綁處理，特別是對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產經營的企業，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凍結等偵查措施，最大限度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對已經涉嫌犯罪的民營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性崗位的員工，一般可以采取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取保候審等刑事強制措施。

1、樹立正確的執法理念。我們認為，根據民營企業參與市場法律關系復雜性特點，公安機關及其民警應當堅持“謙抑”、 “審慎”、“善意”、“平等”、“規范”的執法理念。針對疫情后期間可能出現的服務行業暫時關停、企業提前或延遲復工、勞資矛盾，以及物資供應不足、道路通行不暢、不配合疫情防控、快遞行業投遞糾紛等矛盾問題，依托“三調聯動”調解機制。

2、聯核從業人員復工。抓住“復工復產”契機，前置復工企業從業人員備案，建立“企業申請、社區核查、街道備案”快速聯核機制，指導復工復產企業落實“三問兩查”（問來處、問健康、問旅行史，查體溫、查證件）措施。

3、暢通返崗復工人員渠道。針對企業“所需、所求、所急”，運用公安大數據手段，建立“企業申請、派出所核查”快速聯動機制，指導復工復產企業落實“三問兩查”（問來處、問健康、問旅行史，查體溫、查證件）措施，幫助企業核查復工人員，把好復工人員疫情“入口關”。

4、認真清理公安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糾正法律執行偏差。公安機關根據經濟和社會不同時期發展需要，都分別出臺了相應的規范性文件，對于不符合現行法律規定、不利于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制定及時予以廢止。切實防止“決策一出臺、矛盾跟著來”的問題。清理完成后，及時補充完善相關制度。公安機關可以針對民營企業，向社會公開發布指導手冊，為社會和民營企業免費提供文本資料，利用互聯網平臺開通政策解讀。民警在執法過程中特別要注意在合法性基礎上做到合理行政，即體現妥當性原則、最小損失原則、利益衡量原則。

5、搭建警企平臺開展“認親”活動。公安機關可以在民營企業或者企業較集中區域設立“警企之家”，宣傳法律、研究企業發展中遇到的治安問題。根據工作的需要，可以安排公安機關治安、經偵等警種民警到民營企業“認親”，開展一對一幫助活動。工作重點主要是協助民營企業建立完善企業內部保衛、治安防范、企業對公安機關的需求和法律政策咨詢。

6、建立公民見證公安機關執法制度，讓民營企業分享法治建設成果。公安機關在制定相關制度、辦理相關業務、處理相關案件時，可以邀請民營企業參與公安機關執法活動，消除民營企業對公安機關執法公正性的懷疑，同時推進企業法治建設。

7、開展公安行執法“售后服務”。公安機關對民營企業開展的無論是行政還是刑事執法活動，應當開展“售后服務”工作。一是對民警執行法律的情況要監督到位，發現民警故意刁難民營企業或者亂執法行為堅決追究。二是從民營企業發展角度考慮，不能一罰了之，一抓了之，盡最大努力幫助民營企業盡快恢復和發展生存，保持正常經營活動；三是幫助企業合法經營，規范市場行為。

(上述意見供參考,執法中需根據具體情況和當地公安機關要求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