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贊！“最美文物安全守護人”——陽濤

近日，由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2021年度“最美文物安全守護人”推介結果揭曉，眉山市公安局天府新區分局黨委書記、局長陽濤位列其中。戰友們都說，“他入選，實至名歸。”

陽濤對人民警察的認識，是從一身筆挺的制服開始的。

陽濤在上小學時，一位同學的舅舅是眉山市仁壽縣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也是陽濤人生中接觸到的第一位警察。筆挺的警服，頭頂國徽，顯得英俊又威武，肩章、胸徽是身份和責任的象征，令陽濤十分向往。“精氣神十足、威嚴、一身正氣”是陽濤對人民警察的最初印象，     關于未來夢想的話題，陽濤的答案也總是只有一個：“我想成為一名警察。”
　　后來，在刑偵題材的影視劇中，陽濤了解到刑事偵查；在紀實報道中，他感受到警察這一職業的崇高，除暴安良，為百姓帶來安全、公平和正義……源于青少年時期對警察職業的尊敬和癡迷，陽濤的升學志愿表上全部填報的警察院校，“從來沒想過別的職業，我就是要當警察，當警察就要當刑警。”陽濤回憶說。1999年，他如愿進入四川省人民警察學校（現四川警察學院），選擇專業時，也是一門心思選了自己認定的刑事偵查。

工作中的陽濤

在警校的學習時光，陽濤仿佛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如何發現和提取痕跡物證、如何進行審訊、如何開展偵查工作……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部分，都令陽濤興趣十足，他一頭扎進這個充滿魅力的新領域，汲取著撲面而來的養分和信息。“就是學到了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整個人都充滿了干勁。”陽濤說，初、高中階段的自己，學習成績并不好，一進入警校，興趣使然讓他迅速成為優等生。

2002年，畢業后的陽濤被分派到眉山市東坡區太和派出所。他報到后便提出請求：“報告所長，我只想干刑偵！”“你一個毛頭小伙子，剛到單位，就給單位提要求。”所長說道。最終執拗的陽濤直接進入了刑偵組。

得益于勇于鉆研和一股沖勁，2003年11月陽濤被借調到眉山市公安局東坡區分局的刑偵大隊，2004年4月正式進入東坡區分局刑偵大隊。3個月后，分局內部調整，陽濤任刑偵大隊重案中隊長。2005年，陽濤進入眉山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重案大隊，從重案大隊民警到副大隊長、大隊長，到副支隊長、支隊長……陽濤在從警的道路上，擔子越來越重，責任越來越大。

2011年12月的一個雨夜，在丹棱縣雙橋鎮劉嘴摩崖，建于唐朝中期的釋迦牟尼造像佛頭不翼而飛……這起案件成了眉山市公安局成立以來，第一起由公安部掛牌督辦的文物案件，時年30歲的陽濤進入到這起文物大案偵辦專案組，這也是他第一次與文物案件打交道。
　　在偵辦過程中，專案組發現蒲江、邛崍等區縣都發生了類似的摩崖造像被盜案件。由于案情涉及面廣，千頭萬緒，偵破工作一時陷入“死局”。作為專案組重要成員，陽濤心急如焚，不過，他并沒有在戰友們面前表現出自己的焦慮，而是堅持與現勘技術人員反復勘查被盜現場，最終，在泥濘中找到三件重要物證，打開了案件的突破口。“一枚‘長征’牌煙頭；一把用膠皮外裹、主體呈圓形頂部焊接了六棱形螺絲帽的鏨子；幾個‘康師傅’牌礦泉水瓶。”即便已經過去了10年，陽濤對這起案子的諸多細節仍記憶猶新，“對那枚煙頭的印象特別深，這個牌子的煙在本地沒有賣，對周邊區縣走訪摸排，我們發現蒲江、邛崍一帶的農村商店賣這種煙，偵查范圍就此確定。”通過對這些物證中的殘留生物檢材，專案組成功鎖定一名犯罪嫌疑人。

工作中的陽濤　　

循線追蹤，專案組發現釋迦牟尼造像佛頭被倒賣到深圳一個愛好文物收藏的商人手中，但當陽濤一行到達深圳時，佛頭已經走私到了澳門。“這位商人并不知道佛頭是盜的，我們跟他說明情況并做了思想工作之后，他對專案組許諾：‘三天之內讓你見到佛頭’。”陽濤回憶說，這三天，度日如年，焦躁不安，擔心商人消失每天都去找他，到了第三天，釋迦牟尼造像佛頭完璧歸趙，心才放了下來。后來，陽濤了解到，這位商人是用1.5倍的價格（近60萬元人民幣）將佛頭買回的。在此案偵破過程中，他們順藤摸瓜，先后抓獲在川內瘋狂作案的5個文物犯罪團伙的27名成員，破獲盜掘文物案107件，追繳失竊文物300余件。
　“這個案件給整個眉山打擊文物犯罪積累了很好的經驗和對策，為偵破后來的‘江口沉銀大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陽濤說。

“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數百年來，這首關于張獻忠千船沉銀的童謠，一直在眉山市彭山區流傳，也成為無數人追尋張獻忠財寶的“尋銀訣”。　　
      2014年，眉山市彭山區公安分局得知江口鎮岷江河道附近的部分村民，通過購買船只和專業潛水裝備夜間潛入“江口沉銀遺址”河道區域內，盜挖文物后賣給文物販子，高價倒賣到外地賺取暴利。警情就是命令，時任眉山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政委、分管打擊文物犯罪工作的陽濤迅速抽調彭山分局精干警力，組成5人秘密偵查小組，展開了長達一年多的秘密偵查工作。
　　沉銀面積有多大？水下到底有什么寶藏？一切都無從而知。通過傳統的蹲點、先進的大數據分析研判、涉密的偵查手段、耳目特勤等，秘密偵查小組梳理出了以盜掘“江口沉銀遺址”文物為目標的6個盜掘團伙、3個倒賣團伙，總計40余名涉案人員，涉及全國10多個省區市，涉案文物百余件，涉案金額過億。

陽濤（右）在“江口沉銀大案”收繳文物現場　　

2015 年 4 月，眉山市公安局成立“2014·5·1”特大盜掘倒賣文物案（以下簡稱“江口沉銀大案”）專案組，陽濤擔任專案組副組長。“倒賣主要有三條主線，一條是成都的文物商人在云南騰沖開的一家文物商店；第二條是北京的文物商人，一名錢幣鑒定界的專家；第三條線也是成都的文物商人，他掌握了成都文物市場大部分的交易，非常有影響力。”陽濤說。
　　梳理出線條后，陽濤派出一隊抓捕小組抵達云南，在文物商店蹲守，“為了保密，偵查車都是租用租車公司的，每半天換一輛。警員還扮演成文物愛好者，進入文物商店實地觀察。”僅一周時間，警方就掌握了主要嫌疑人的生活習慣，每天什么時間到文物商店？進去做了些什么？和什么人往來密切？甚至經常去的茶館都調查得一清二楚。

“江口沉銀大案”收繳文物　 

4月25日，在四川省公安廳和眉山市公安局統一指揮下，陽濤居中調度，組織指揮了212名民警，分成8個抓捕組對已掌握的盜掘倒賣團伙骨干展開了同步抓捕。此次行動，共抓獲犯罪嫌疑人31人，收繳作案工具241件，凍結資金1000余萬元，查封房產18處，扣押西王賞功27個、銀錠39個、各類錢幣逾千枚、現金178萬元、原始股票40萬股、其余金銀雜件逾百個、涉案汽車14輛、潛水服30套、氧氣瓶24個、金屬探測儀6臺。

但龐大的文物犯罪鏈條和暴露出的文物還只露出冰山一角，已收繳的部分文物，請專家鑒定后的結論也眾說紛紜。“首先江口沉銀這段歷史在史學界本來就有爭議，第二沉銀的文物之前面世的非常少，鑒定上有很大的難度，這也成為案件偵查推進的最大難題。”陽濤說。

在“江口沉銀大案”偵辦初期，審訊難度最大的就是成都倒賣文物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曾某。
　　“其實我們是給過他機會的。”陽濤回憶說。2015年，秉承著人性化執法，專案組直到曾某的二女兒從高考考場出來之后，才把他抓捕歸案，但在審訊過程中，曾某卻拒不配合。“他屬于典型的商人，性格非常世故、圓滑，具有兩面性。你和他談話，談到案子關鍵的部分他就沉默不語，談到其他如社會現象、歷史等話題，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他非常會察言觀色，能在很短的時間里摸清不同審訊民警的性格特點和風格。”必須啃下曾某這塊“硬骨頭”，陽濤下定了決心。
　　為此，他們專門組建了一個8人的審訊專班，實地走訪了曾某老家周圍的鄰居，對其整個成長經歷做背景調查，并針對他的個性特征和背景，制定了一套審訊方案。
　　“在審訊過程中我們也在搜尋哪些話題最能觸動到他，但他喜怒不形于色。”陽濤說，“可能說到他女兒的時候，已經刺中了他內心，但從面部表情上很難察覺出來，我們是通過一些微表情的變化才知道的，于是，試著用親情來感化他。”
　　曾某的妻子，同樣也是參與文物倒賣的犯罪嫌疑人，審訊中，曾妻已供認不諱，還配合審訊民警錄了一段視頻給曾某做思想工作。“我們跟他說，如果配合公安機關，求得國家和法律的諒解，還有可能趕上二女兒的大學畢業典禮。”陽濤說，通過審訊組不斷地強化干預和刺激，曾某在某一瞬間一度眼淚汪汪，但又很快收回去了。
　　“拉鋸戰”進行了兩個月，曾某的防線逐漸出現松動，不過，他一開始只是擠牙膏似地交代了部分線索，專案組為固定證據鏈，只要曾某放點“料”，就馬上循線偵查，最終鎖定了他的犯罪事實。
　　在審訊工作逐漸突破的同時，追贓成了決定案件辦理成敗的關鍵，如果流失文物不能及時追回，對案件定性及對犯罪團伙的打擊處理極為不利。為此，陽濤定下了“重點突破、追贓挽損、集小成為大成、積小勝為大勝”的工作目標，在長達一年多時間里，他帶隊輾轉北京、山西、浙江、西藏等10多個省區市，行程10余萬公里，陸續追回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西王賞功、金銀錠、金冊等一大批文物，珍貴文物無一件外流。
　　“江口沉銀大案”偵破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江口古戰場遺址進行了兩次搶救性發掘，共發現各類文物42000余件，不但證明了有關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的真實性和當初案件收繳文物的真實性，更為研究明代中晚期政治、軍事、社會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由于案件偵破意義重大，專案組被公安部授予集體一等功。

（符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