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批斗牛鬼蛇神”運動中，我遭遇了一場劫難。
運動中，我成了“污蔑新社會，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壞蛋，成了“攻擊紅專道路，一貫白專”的典型，成了“臭味相投，妄圖建立反動聯盟”的盟主……最為可怕的是成了“惡毒攻擊全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的萬惡不赦的罪人！
這些罪名都鐵證如山：因為我的日記里記有餓肚子的事情；因為我的《文藝練習本》里有“我愛青磚，因為它能擔負起建設高樓大廈的重任；我不愛紅磚，因為它徒紅而沒有用途（當時沒有機制磚，紅磚就是沒有燒好的磚，真的沒有用途）”的句子；因為在給同學的留言中，有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贊美……因為在一首題為《斥牡丹》詩里，有“花王，牡丹/牡丹，花王/我問你/這么久了/你的責任盡到了萬分之幾”的句子… …
日記和《文藝練習本》是我主動交上去的，我認為那里面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誰知道竟會是這樣的結果呢？
年輕的我嚇壞了，我怎么擔得起這樣的罪名啊？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不是這樣的人啊！我委屈，我苦悶，我惶恐！我多么希望能和人談談，多么希望能有個機會傾吐，多么希望有人給我一點安慰……可是，罪名深重的我能和誰談，誰又能和我談，敢和誰談，誰又敢和我談呢？誰能給我機會，誰敢給我機會，誰能給我安慰，誰敢給我安慰呢？
然而，當時的我，是非找人談談，非找個機會傾吐不可了。不然我要垮掉了。
我終于想到了辦法！
我以“匯報思想”為名，找了一位當時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同學。挨餓時，他喊餓比我喊得還兇。
在“匯報完思想”后，我說：“最后，我有一個請求，請您以老同學的身份，回答我：我真如批判的那么壞嗎？”
他沒料到我會這樣問，一怔，然很快鎮定下來，說：“怎么不是？”
我氣極了，說：“那時，你也喊過餓，你不也是‘污蔑新社會，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嗎？”
他說：“當然不是，我們貧下中農對舊社會懷有深仇大恨，對社會主義無比熱愛，怎么能和地主崽子相提并論呢？”說完，急匆匆地走了。
我明白了，這一切都是出身惹的禍！可明白有什么用呢？這出身是沒法改正的啊！而今的我，是黃泥巴落到褲襠頭——不是屎也是屎了！誰叫我沒個好出身呢？我好眼紅那些出身好的人！甚至眼紅那些出身雖然不好，卻什么也沒有寫或者干脆不會寫的人！我為什么要識字？為什么要寫那些勞什子？
我徹底地心灰意冷了，聽命運安排吧！成天低著頭來，埋著頭去，不和任何人說話，甚至不和任何人對視。痛苦之時，便一個人守著墻角發愣。
一天，我又守著墻角發愣，背后傳來了腳步聲。我沒有回頭，沒有必要回頭，因為此時，人人對我避之不及，來者，不會和我有關，不過是從這兒路過而已。
可是，腳步聲卻在我身后停住了。我驚異地回過頭，是高中時的同學余國英！她關切地盯了我一眼，手一抖，一個小紙團落在了我的面前。隨后，她轉過身，無事般地走了。
我急急地撿起紙團，展開，上面寫著：“現在，不是評功擺好的時候。”一股暖流頓時從我心里升起：我并不如批判的那么壞，有人知道我的好！他們現在沒說我的好，那是因為不是時候！我感到了無比的安慰，望著她漸漸遠去的背影，我心里充滿了感激！
為了不給她添麻煩，我把紙團毀掉了。
五十年多過去了，我仍忘不了那雪中送炭的小紙團，它是化解我心靈痛苦的良藥，是剔除我心理腫瘤的手術刀！它安慰了我的委屈、苦悶、惶恐的心靈，幫助我捱過了那段心驚膽顫的歲月……（徐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