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中的人,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親情圈”“友情圈”“工作圈”等人際關系中。也經常聽到某些人夸耀道:這些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攢了“一圈”人脈。客觀地講,人脈廣有利于開展工作、發展事業。但如果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人脈圈”摻雜了權力的攀附、金錢的交易,影響依法行政,那就另當別論了。
由于身份特殊,領導干部總是比一般人易于集“人氣”吸“人脈”。有一類人為了進入和領導親近的“圈子”,不惜采取阿諛奉承、獻媚討好、送錢請吃等多種手段,找出各種借口拉近與領導的距離。我們的領導干部對自己看似“左右逢源、八面來風、一呼百應”的人脈“吸引力”,切不可順著、掩著、美著、樂著,昏昏然受之。要認識到憑空來的“親情”、突然出現的“友情”、過于熱情的“套近乎”,往往不是沖著我們本人來的,而是沖著我們手中的權力來的;“拍馬”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騎馬”,套近乎的人旨在以此為誘餌,以小的投資換取更大的利益。
領導干部的“人脈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個人生活的私事和小節。交往哪些人,不僅反映其個人黨性修養和道德品行,而且會對施政舉措、群眾信服度以及公共權力運行產生影響。如果一個領導干部交友“不察”,經常和一些心術不正、趨炎附勢的小人為伍,對他們缺乏戒備之心,就會“久居鮑市,不聞其臭”。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我們領導干部親近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不僅正直之士會遠離,自己也有可能會被這些視為知己的“圈內”人拉下水,落得可悲的下場。
領導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有親情和友情,但親情和友情不能摻雜權力的影子。南朝吏部尚書徐勉一天晚上和朋友相聚,席間有一個叫虞高的人趁機找他求一官位。徐勉正色道:“朋友相聚只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周恩來對其親屬要求十分嚴格,組織上瞞著他把他的侄媳從準安調到北京,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周恩來知道后,安排把辦好了的調動手續又退了回去。這些先賢偉人,嚴格地區分生活圈和工作圈,為的是國家和人民這個“大圈”。而現在某些領導干部,動不動就為親友批條子、打招呼,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卻總是拿人情世故來為自己開脫,遠遠背離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要求。
“站位”思想,搞“小圈子”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并且這種“圈內”的腐敗更具有隱蔽性、欺騙性、破壞性。一方面容易讓那些踏實正直、不精于編織“裙帶”關系的同志受到冷落;另一方面也會誘導一部分人挖空心思、處心積慮采取各種不正當手段往領導“關注”的“圈”內擠,把個人升遷、謀取榮譽寄托于這種人脈關系之上。作為領導干部,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它的危害性,既不能用圈“圈”別人,也不能用圈“圈”自已,要始終謹記毛澤東的“五湖四海,反對山頭主義”的論述,嚴格自律、潔身自好。作為各級組織,對那些搞庸俗“人脈”關系的領導干部,要早發現早調離領導崗位,對那些“圈內圈外”的活躍分子,要作為違紀違法“同案犯”,一起追究責任,“拔起蘿卜更要帶出泥”。
(楊曉東)